硕士毕业学院师生聚餐的那个晚上，一位有丰富阅历的博导送给饭桌上的我们一句忠告：做事先做人。后来我总想起这句话。做人的能力意味着容易与他人沟通，拥有以个人为中心的广泛的社交网络，因而具有优越的社会资本。这种“灵活性”适应于如今全球化下流动的网络社会，因而不仅成为商业精英最具有价值的品质，更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成功的关键因素。
    不过，今天如果问一千个人生活的体验，也许会得到一千个不同的答案。而在父辈一代，不论做什么，生活的轨迹都像是固定的。读不了书的进工厂“接班”，一辈子生活在工厂里；能读到大学的，在进校之初也就知道了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了哪里。4年悠闲的读书生活后，奔赴不同的岗位，自己未来在“单位”的发展轨迹与发展顶点，也基本上清晰可见。
    可是今天，不谈谁能保证一辈子都呆在一个地方，即便是3年5年之内的规划，也少有人能做出吧。大家都在谈成功，谈幸福，可得到的，其实只是一个个个体成功的案例。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通往幸福之路到底在哪里？曾经指引着生活路线的熟悉的路标和定位点全都不见了，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父辈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他们说：一诺千金。可是今天的我们，谎话张嘴就来，也越来越缺乏互相信任。毕竟，从前的朋友，是要交一辈子的，共处是长期的，明天大家总还会相遇；而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里生活与工作，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还会重逢么？皮包公司的老板一夜之间可以卷款逃跑，农民工居无定所，我们交朋友，是为了不定什么时候能彼此用到，“朋友多了路好走”。如此看来，长久的承诺，也就没了意义。我们应该有信仰。可是信仰什么呢？如果信任没有坚定的基础，那么承担责任和作出长久承诺的勇气也都会随之消失。
    从前我们一切靠国家。国家给我们指出了美好的社会，并提供通往“乌托邦”之路。今天，国家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全身而退，社会也消失了，我们要自己寻找幸福，并对自己的过失负责。我们不再关注宏大政治，不再关注国家。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早已被“经济热”所取代。今天我们所关注的，是瞬间财富的获得，以及个人安逸稳定的生活。谁也没有勇气提出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设想，因为同一个美好社会相比，我们更喜欢一个快乐的现在。
    今天的我们，喜欢看各种“脱口秀”和选秀节目。因为他们是残酷现实的缩影：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只有一个成功者。所有的成功，都只应感谢自己；所有的失败，也都是由自身的种种缺陷造成的。作为一个团队，没有人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他曾经为团队做出了贡献而有权分享现在的果实。过去的功绩并不重要，每向前一步，刚走过的台阶就不再有意义，只有眼下的斗争才有价值。个人所拥有的所有的技巧，所有未被释放出来的潜力，都需要在新的斗争中，在此时此地，被最大限度的挖掘出来并使用。否则，它们都没有任何意义。生活如游戏般残酷，我们要学会在自己被排除之前排除他人。因此，除了自己，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总之，在这些节目中，我们学习他人如何思考，如何获得成功，如何处理失败。
    不但如此，今天的我们，对待信息就像患了食欲过旺症。我的google reader上每天的新闻有上千条，这些信息就像热而浓烈，并且速溶的咖啡，每一个重要的事件都迅速的出现，旋即迅速消失，它们刚引起注意，就失去了关注。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
    的的确确，从固体的现代性到流动的现代性，从福特式生产到后福特式生产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在这样的现实中，历史萎缩成了永恒的现在，一切事物都围绕着个体私利和个体生活而运转。

 

    在Bauman看来，所有那些被认为是稳定的和无法逾越的要塞，在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和自下而上的个体化这双重压力下土崩瓦解：在这里，他们都很难融入民族-国家的框架里。
    在概括18-19世纪的主要转型时，韦伯总结说，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就是家庭同生意的分离，使得商业企业真正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疯狂的剥削遭到了新出现的民族国家的果断打压。19世纪因而成为一个“限制的世纪”，工会组织的高涨，国家的干预，以及资本家的妥协，最终导致了“超越左与右”的共识的达成，建立了福利国家。
    现在，Bauman认为，我们进入了 “第二次分离”。资本正设法从民族—国家实施的越来越具有约束力、越来越烦人、越来越突出的法律/伦理监督的框架里，潜入一个新的“无人地带”，在这里，几乎没有规则限制、约束或妨碍主动做生意的自由。商业又一次从地方纽带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不过这纽带不再是家庭，而是民族—国家。
    最好的例子就是“911”。Bauman认为，911事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空间时代的象征性终结。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不管他拥有多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在这个全球化的小行星上，没有谁能划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他就会感到完全而真正的安全；并没有所谓的“外部”，并没有其他的藏身之地。并没有乌托邦和世外桃源。每一个能够想象到的场所，都在这个世界内部，并注定广为人知。
  而今天的主权国家，正如Beck笔下的“借尸还魂”(zombie)，他无法顶得住全球资本、金融和贸易的压力，只退化为一个扩大的和受尊敬的警察监管区。它被期望执行的功能就是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并因此防止这片土地变成流动资本的“禁区”。

 

    顶部坍塌了，底部也是一样。弱化了的民族—国家再也无法提供“未来美好社会”的诱人图像，幸福不再是国家的责任，它取决于无数的个体自身。现代国家政治曾经宣布要负责的任务都落入了生活政治的领域。由国家腾出的公共领域，被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所占领。
    因为没有了目标，人们不再相信进步，“更好”也不是“明天”的同义词。没有稳定工作的“自由置业者”迅速增加，长期的投资被避免，“延迟满足”被追求瞬间的快乐所代替，暴富比稳定的利润更吸引人。类似于赌场文化，每一个游戏都是短暂的，它很快就会被另一个游戏所取代。游戏的赌注也迅速的改变着，长期规划没有意义，每一场赌赛都是封闭的，输掉或赢得其中一场不会对其他赌赛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专家把他们的矛盾转嫁给了个体，个体要判断相信谁，如何解决苦难和矛盾，并因此自己承担风险。
   “脱口秀”则有助于把社会产生的矛盾和风险视为个体问题。伴随着“脱口秀”的出现，一个共同体被创建出来。然而，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都独自忍受着痛苦，试图单枪匹马走出自己的困境，没有人想联合起来共同解决问题。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偶像。偶像并不为他们指明出路，仅仅把自身视为一个榜样：这就是我，像你们一样孤独的个体，是如何应对生活挑战的。对名人隐私的强烈兴趣，也不只源于对流言蜚语的爱好，关于名人的生活内幕日益扮演了从前政治纲领和宣言曾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们告诉茫然失措的人们为什么要活着，以及如何追求值得为之而活着的东西。
    我们无法逃避“面向死亡”的命运，能做的只是不断转移注意力。因此，虽然我们都说真正向往的是宁静，但其实我们都欺骗了自己：我们真正追求的，只是兴奋，只是刺激。而消费社会正是把注意力的转移，转变成了社会建构的命运。
    消费社会的形成，最大的敌人是为满足需要而消费的传统消费者，而不断创造新的欲望和新的幻想，就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所谓消费主义，并不是指寻求和积累财富，在本质上，它是指寻求刺激。“占有”和“存在”在当前的幸福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使用，并且立即使用。技术不再为满足需要而发明，相反，即便人类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技术也不会停滞不前。卖方不会隐瞒：目前的商品将不可避免地被未知的“新产品”所取代；消费者也不会因此而气愤。没有一个决策是最终的，迅速开始并迅速结束，这一切都变成了令人愉快的经历。
    所有的选择都拒绝融入“一生的计划”。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正如Beck 指出的，是由制度和社会引起的风险和矛盾的主观化和个体化，个人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用个体的方案去解决系统矛盾。
    但是个体化趋势，生活政治又让我们总陷入“旁观者”的地位。通过各种媒体，我们看到了各种邪恶和灾难，但是没有谁提到饥荒和灾难的原因，没有人指出，全球贸易破坏了这里的生活条件，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摧毁了那里的土壤和社区。相反，电视只告诉我们，这些灾难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是由于自己的失误而没能像我们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是我们所见(seeing)和所知(knowing)的差距。然而，更大的鸿沟存在于知和行之间。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无法像从前那样宣称，我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措施去制止它，反对它。我们的道德自我每天都会受到引诱和骚扰，鞭策和挑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做出反应。然而，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行动的“非预期后果”和我们有意减轻这种后果的行动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本想减轻他人的痛苦，然而，我们的做法总是有意无意的加重了他们的痛苦。
    如果说固体的现代性的特征是把短暂变为持久，把随机变为规律，把无序变为有序，那么在流动的现代性时期，生活的艺术，则是如何安全的在海啸中游泳，如何学会冲浪。

    如今，回去的道路已经没有了。从人类依附的全球化中退出，从人类科技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势力范围中退出，是不可能的。在这里，Bauman只留下问题：个人经历能否重新融入社会的图像？我们能否回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或迈向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以容纳在全球范围内的“社团”中产生的大量的任务和责任？但是他坚信：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